荆国公王安石简介
 
 


后世评价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按照传统的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引起激烈的“党争”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以下是历朝代对王安石及王安石变法的变价:

 


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40]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南宋时期的陆九渊等。)

 

南宋至晚清时期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1、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王安石变法。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2、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3、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民国时期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新中国时期

1、肯定说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此派观点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是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代表人物有邓广铭、漆侠、王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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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否定说

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如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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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完全肯定说

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国外评价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以下节选部分知名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

 

韩琦评价:

       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评价:

       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评价:

       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评价: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评价: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评价:

       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张芸叟评价:

       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杨时评价:

       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评价: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评价:

       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朱光庭评价:

       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严有禧评价:

       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崔鶠评价:

       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敖器之评价:

       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罗大经评价: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颜习斋评价:

       ①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

       ②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蔡上翔评价: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蔡东藩评价:

       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梁启超评价: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